一、引言

这段时间以来，996成为了热点话题，阿里巴巴、京东等企业的负责人相继就996发表看法。所谓996，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

马云就996工作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今天我们拥有这么多资源，我们带着巨大的使命，希望在未来能够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你不付出可以吗？不可以。”同时人民日报也就此事作出了相关评论“对996有争议，并不是不想奋斗、不要劳动。没有人不懂“不劳无获”的道理。但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委托—代理”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和创业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从此可以看出：如何看待工作与休息、 拼搏与加班文化、员工权利与企业治理，已经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

本文尝试利用统计数据对996工作制进行理性的分析，为更好地解决员工与工作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参考。这里需要指明的一点是总工作时长与有效工作时长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例如餐饮业的就业人员可能总工作时间较长，但非有效工作时间往往并不长，而紧凑的制造业流水线就业人员，其有效时间占比往往会比较高，用有效时间来衡量工作时长，无疑更为客观，但由于有效工作时长难以量化，这里还是用了总工作时长。

二、就业人员发展现状

图1是我国自2001年到2017年的就业人员数量的变动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就业人员数量的总体变动趋势是呈现出比较平稳的上升趋势的，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数量的总体变动趋势呈现出上升趋势，而我国乡村就业人员数量的总体变动趋势与城镇的完全相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城镇化进程加快，从而使得我国城镇就业与乡村就业出现相反的变动。在2013年时我国城镇就业与乡村就业人员基本持平，从2013年至今，城镇就业与乡村就业人员的差距正逐年增大，但是总人数依然维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这表明乡村就业人员中有一部分人群转向了城镇就业，这与我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分不开的。

图1 中国历年就业人员数量（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三、工作时长分析

3.1 中国劳动时长“冠绝全球”

2017年中国城镇职工周平均工作46.2小时，若一年以保守的49个工作周计算（剔除法定节假日11天和平均带薪年假10天），可得到年工作时长为2270小时。而OECD2015年年平均工作时长为1766小时，中国比OECD平均时间多出了28.5%。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一（图2），是名副其实的“勤劳之国”。与之对应的是美国1790小时，法国1482小时，英国1674小时，日本1719小时，均远少于中国。若再考虑到中国高达71%的劳动参与率，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是极其丰富的。从某方面来说，中国人的勤奋是导致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劳动权益日益向世界主流看齐，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很可能会出现紧张。

图2 2015年各国就业人员年工作时长（小时/年）（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其中中国数据为2017年推算数）

3.2 长工时“尾大不掉”

图3是我国自2001年到2017年的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动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近17年以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5.98小时，大部分年份在45小时至47小时之间波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也就是说近17年以来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加班，但是这种加班强度比“996”工作制的加班强度是低很多的。从总体上来看的话，“996”的工作制并没有普及，可能只是在某些行业会比较明显。2004到2005年这一年是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涨幅最大的一年，而从2005年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顶峰之后，人们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开始下降，一直到2008年达到最低点。近几年都维持在46小时这样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而且呈现“尾大不掉”，很难看到有降到国家劳动法规定时长的趋势。

图3  中国历年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小时/周）（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3.3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时

图4是我国自2002年到2017年的我国不同职业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动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职位不同，但工作时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且都维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是相对于其他人员来说周平均工作时间较低的，在2003年达到顶峰为44小时，之后从2003年一直到2007年周工作时间都在下降，近几年，一直维持在39小时左右。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一直维持在43小时左右。而商业、服务业人员以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波动一致，在2005年均达到最高点，过了2005年之后有一个下滑，近几年，一直维持在49小时左右。 这意味着服务类人群的加班时间较其他职业就业人员较长，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与企业生存发展中，一些领域呈现出白热化竞争特点，企业竞争空间相互积压，竞争领域激烈交错。在市场空间增量有限，企业经营成本逐年增加、投资者给予较高期望之下，企业经营发展压力增大，众多企业处于不进则退的危险境地。所以只能通过员工加班来使企业得到进步与发展。

图4 不同职业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小时/周）（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3.4 行行各不同

表1是我国自2011年到2017年的我国不同行业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动示意表。从表中可以看出，近几年中，我国各个行业的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变动都不大，基本都维持稳定。但纵向来看，行业之间差异较大。对于2017年，除了农林牧渔这个特殊行业外，以公务员和教师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教育行业严格遵守劳动法规，周工作时间最短，这也符合一般公众的认知。而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周工作时长超过了48小时，这些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员工话语权较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当前劳动法规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不足。而作为996源头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周工作时间仅为43.3小时，在全部行业中并不算长，这个现象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总体而言，通常认为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体力工作（当然，这里并非指一个行业内均为低技术含量，而是指大概率情况）其工作时长显著偏长、劳动强度大，这既可能是工作本身性质决定的，也可能反映了中国劳动法规对其保护不力。

表1 不同行业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小时/周）（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3.5 男女有别

图5是我国自2001年到2017年的不同性别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动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近17年以来，城镇男性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普遍比女性的周平均工作时间长，但男性跟女性的周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动是同时的同时也是同幅度的。男性和女性的周工作时间均在2005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48.68小时、46.71小时。2005年至2008年周平均工作时间有所下降，2008年达到最低，分别为45.74小时、43.12小时。随后2009年到2010年有一个回升，近几年，男性的周工作时间大多维持在47小时左右，而女性的周工作时间大多维持则在45小时左右，这表明男性比女性承担着更多的工作压力与加班强度。

图5 不同性别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小时/周）（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3.6 岁岁“时”相似

图6反映了2017年我国不同年龄段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到，16-19周岁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工作时间最长，周工作时长在48小时以上的占比达到了41%，远超其他年龄段。从图中还可看到，25-64岁内各年龄段工作时长在41小时以上的几乎无变化，这似乎预示了只要还在工作，那么在65岁之前，对于工作时长在41小时以上的工作，几乎不太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小工作时间。当然也有一个利好是，大约在55岁后，周工作时长不满40小时的比例在显著增加。

图6 2017年不同年龄段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小时/周）（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3.7 上好学、少工作

图7是我国自2001年到2017年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动示意图。从时间变化上来看，受教育程度越低，其周工作时间变化幅度越大，例如2004与2008年相比，未上过学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工作时长由约44.84小时降到了36.40小时，同期，小学程度城镇就业人员由46.08小时降到了41.70小时，而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周工作时长几乎无变化，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易受到外界经济、社会因素影响。而纵向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周工作时长越短。当然这里未上过学和小学教育水平就业人员工作时间反而要低于初高中毕业生，这很可能是因为未上过学和小学教育水平就业人员兼职、工作不稳定现象突出，降低了有效工作时长。

        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工作时长就越偏短，抗外界干扰因素能力也更强。

图7  教育程度不同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小时/周）（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3.8 身份依然重要

图8是我国自2005年到2017年的不同户口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动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农业户口的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人员占比率一直显著高于非农业户口的就业人员，近些年基本维持在15%以上。2017年农业户口的城镇从业人员中周工作时长在48小时以上的占比42.4%，而同期非农业户口仅有26.2%。这可能是由于农业户口城镇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人际资源等方面大概率较非农业户口城镇就业人员差，导致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就业比重较高，工作时间总体偏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出身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存在，社会底层向上流通的渠道依然不畅。长此以往，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恐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图8 不同户口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小时/周）（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四、结论

首先，我国就业人数逐年稳步增长并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水平，2017年全国就业人员达到了7764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2462 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51 万人，比上年增加 37 万人。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的发展， 借助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 线上线下将加速融合， 消费者深层次、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将会不断得到满足，从而会催生更多基于互联网的服务业新业态，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与之相伴会创造出更多服务业新岗位、就业机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现阶段就业促进工作的主要思路，与之相对应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支持创业、鼓励新就业等方面。自 2013 至 2017 年，国务院共发布 45 份通知、文件对创新、创业工作进行规范与指导；在 2017 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中，提出了在 8 个区域建立创新改革试点，涉及科技金融、政策环境、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内容。

其次，近几年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都维持在46小时这样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超过了中国劳动法规定范围，而且未有呈现出接近44小时这个法定工作时长的态势，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一。

具体来看，以公务员和教师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教育行业周工作时间最短，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周工作时长超过了48小时，生产“码农”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周工作时间仅为43.3小时，其工作时长并不长。中国劳动法规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不足。就性别上来说，男性平均周工作时间要多出女性2小时。而25-64岁内各年龄段工作时长在41小时以上的比重几乎无变化。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时长越短，也更稳定，抗外界干扰更强。农业户口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人员占比近些年一直高于非农业户口的就业人员在15%以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描绘出一个工作时长较短的典型城镇就业人员形象：女性，出身于城镇，受过高等教育，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与之对立的一个典型加班族则是：男性，出身于农村，受过初高中教育，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或批发零售业公司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