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多、底子薄”，作为课本中描述中国国情的经典语录，其一直贯穿于中国的整个中小学教育。而当节假日数人头、地铁上挤成沙丁鱼罐头时，似乎也验证了这条“颠扑不破”的语录。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人口国，中国确实处于人口盛世，但若对中国人口进行考量，却又发现其中蕴含着若隐若现的人口危机。。。。。。

一、中国人口现状

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17年中国大陆总人口13900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8.7%。除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人口一直在稳步增长，特别是50-80年代前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2%。但自从80年代后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近几年自然增长率徘徊在0.5%左右，已远低于世界当前平均水平（1.7%）。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实行计划生育前，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大幅下降，年增长率不到1.5%。

图1 中国历年人口数量及自然增长率

1.1 出生人口之惑

我们在EPS数据平台中获取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简称卫健委）公布的住院分娩活产数与住院分娩率，进而估计出出生人口，并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近十几年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几乎每年都会多于基于住院分娩活产数和住院分娩率估计出的出生人口数（2016年除外）。例如对于2012-2017年的累计出生人口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要比卫健委公布的多了540万，年均90万。考虑到住院分娩率自从2012年以来亦均超过了99%，而国家统计局的大部分年份数据来自于1%与1‰的抽样调查，卫健委的数据更接近于全样本，全样本应该要比抽样样本更为可靠些。

图2 住院分娩活产数与出生人数  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等

注：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前的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推算，2010年及之后的数据来源于出生率推算和相关公告。

2014年中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相关机构与人口专家对这两个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量普遍感到乐观，大多预计“全面二孩”后出生人口高峰期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3000万。例如卫健委估计“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年，生育水平会有一个大的提高，2017年出生人口预计2023-2195万（王培安《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王金营等（2016）预测2016-2017年出生人口将出现堆积情况，规模为2000~2300万。齐美东等（2016）认为2016-2020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分别为2184、2325、2183、2043、2043万人，翟振武等（2014）预计全面二孩后，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但中国2016、2017年的实际出生人口数为1790、1786万人（卫健委公布的住院分娩活产数分别为1847、1758万人），大幅低于人们的预期。

从图3可以看到自2014年起二孩比例上升，而伴随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2016-2017年二孩出生数分别为721万、882万，占当年全部出生人口的比例由40.02%提高到51.2%，一孩则由973万大幅下降到724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正常情况下一孩的数量要多过二孩的数量，若按中国总生育率1.6估算，一、二、三孩的比例应约为1:0.6:0.05。一孩出生人数大幅下降更可能是由于中国90年代初期相比80年代后期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了6、700万所致，更悲观的是整个90年代出生人口一直在下降，若无其他意外，2018、19年一孩数量还会小幅下降，而当累积的二孩生育意愿在3-4年内基本释放完毕后，出生人口恐将由目前的1700万，快速跌到1200-1300万左右。而据2018年6月4日《中老年时报》报道，今年1-4月天津全市建册孕妇数量相比2017年同期下降17%（http://epaper.jwb.com.cn/zlnsb/html/2018-06/04/content_1_4.htm），以此比例来估计2018年全国的新生儿数量，将可能只有1460万左右。

图3 一、二、三孩比例 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国家统计局

1.2 生育率之谜

根据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可得到2010-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均值为1.18，但这与国家统计局和卫健委公布的年出生人数严重冲突，例如201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当年1%的抽样调查，得到当年的生育率为30.93‰，考虑到当年全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口约3.626亿，可得到出生人口约为1122万，这与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454万）相差较大，其原因可能是漏报、样本不均衡等，为此国家统计局将出生人口调整为1659万。同样的，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均被国家统计局调整为1.5-1.6之间，但这个调整系数是经验性的，可能会存在一定偏差。在这种情况下，第七次人口普查无疑极为重要，它既可以纠正之前的统计偏漏，又可评价“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未来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

图4 原始总和生育率和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东亚圈内的日韩两国和香港地区近二十多年来，总和生育率大部分时候维持在1.5以下，韩国与香港近十多年来甚至不到1.3。即使经过调整后的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仍远低于维持人口恒定的世代更替水平（2.1）。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恐怕大概率向日韩香港看齐，达到1.4或者更低，未来的人口形势也越发不容乐观。

图5 中日韩和香港地区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对于各地区而言，2010年京沪和东三省的未调整总和生育率不到0.8，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京沪还可依靠大量外来劳动人口填补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影响，但东三省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难从其他方面抵消，近些年东北经济下行，出生率低迷和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应是其内在的根本性原因。

图6 各地区2010年总和生育率（未调整）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

1.3 老龄化之痛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2.409亿人，占比17.3%。而伴随着人均寿命的逐渐提高、60后-80后的庞大人口基数、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未来三十年中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重，预计到2050年将有35%的中国人超过60周岁。老龄化将对中国的社保支付、劳动力市场、消费需求、经济活跃度等带来严峻冲击。随着60年代-80年代中期“婴儿潮”人口走向退休，2022年后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平均每年将达到2300万以上，比目前多出了近50%，老龄化问题越发严重。参考西方普遍的退休年龄为65岁，中国延迟退休恐将成为必选项。

图7 中国各年龄段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1.4 性别之殇

亚洲地区整体上对男孩有着异乎寻常的偏爱，而中国的情况似乎更严重些。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出生性别比就已很不正常（1990年为110，国际公认的上限是107），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全国新生儿性别比达到了121.21，当年0-20岁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了2256万人。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高性别比前所未见，它所引发的长期负面效应严重性远大于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将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例如一些研究认为，性别比每提高1%，犯罪率就会上升3-3.7%。人们认为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原因通常有选择性堕胎、溺婴、漏报等，从一、二、三孩的性别比（113.73、130.29、161.56）逐次增加来看，选择性堕胎最为可疑。随着高性别比这一人群目前已到婚育年龄，对于这种既成事实，很难找到合适、稳妥的补救措施。

从分地区来看，全国仅有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性别比正常，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并无明显区别，而且国内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居中的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重男轻女”生育观念这两大可能性原因中，当前情况下，后者无疑看起来更能解释原因，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全面二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特别是对于二孩的性别比纠正作用有限。从韩国和京沪两地经验来看，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很高水平才能彻底打破传统“重男轻女”生育观念，性别选择比才会逐渐趋向正常，而中国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当前情况下，中国需迫切出台相关措施鼓励女孩出生，例如对女孩出生予以奖励，实行女孩上学、就业优先政策等。

图8 2010年中国各地区新生儿性别比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

二、人口与经济

2.1 劳动力参与率

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1年达到峰值9.25亿，但自2012年始减少，劳动力人口数当年减少345万，2012-2016年累计下降约2000万人。随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生的人未来几年退休完毕，接下来（约2022年始）每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将萎缩700万以上，甚至达到千万级别。

有人认为中国农业劳动人口太多，应大规模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但目前的普遍情况是农村中的年轻一代基本已很少从事农业生产，绝大部分已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了，农业劳动力的主力偏于40-50岁以上，而转移这部分劳动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中国劳动力参与率来看，2016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劳动力参与率达到了70%，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仅次于东南亚与非洲若干国家，高于绝大部分国家，相比之下韩国劳动参与率61%，美国62%，德国60%，巴西67%。再想方设法鼓励家庭主妇参加工作、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已不现实。

图9 2016年各国15岁以上人口劳动力参与率 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2.2 劳动人口比例与经济增长关系

经济增长率由人均产出（人均GDP）增长和人口增长两个因素构成，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为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济增长贡献度为15-25%。我们将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36）、最不发达国家（40）和其他国家（102）三种类型，对每类国家的2010-2015年“15-64岁人口比例增长率”、“gdp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在这过程中剔除了每类国家中“gdp增长率”在[5%-95%]范围外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15-64岁人口比例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关程度最大，相关系数达到了0.34。而最不发达国家的相关系数趋近于0，而发展中国家在介于两者之间。这可能说明了，劳动人口比例在一个国家经济的起飞阶段对其经济的贡献几乎为零，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劳动人口比例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当前中国的人均GDP即将突破1万美元，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与比例将和技术创新一同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图10 各类型国家“15-64岁人口比例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关系 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2.3 大城市的人口聚集

大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一个天然目标，城市越来越大，符合经济学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其在“就业乘数”、“劳动生产率”、“规模效应”、“产业链”、“正外部性最大化”、“高效率的公共服务供给”等等方面表现的就越好。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明显，例如东京都市圈占据了全日本30%的人口，首尔集聚了韩国20%的人口，布宜诺斯艾利斯吸引了全国36%的人口（胡彩梅，2015），里约和圣保罗两大城市聚集了巴西全国23%的人口。大城市化趋势近几十年来一直持续增强：1920年，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仅为5%，而到了2000年，400万以上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20%。美国100万以上都市区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950年的29.4%增至2015年的56.0%，50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5.1%。国内则是另一番景象，相关地方政府将严控城市人口规模作为重中之重。而中国大城市病的出现，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城市土地限量供应、资源扭曲配置造成的，例如城市城区面积相比国外相同人口规模的大城市要小的多（表1），城区内分布着的大片农田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若将这部分农田改为住宅，从大的范围来看，反而更节约了土地。此外城市规划缺乏瞻前性与合理性，例如国内城市的路网密度比国外城市要低很多（图11）。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2012年11月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认为：北上广的人口聚集还远远不够，城市的集聚优势并未完全发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认为中国大城市规模相比国外还不够大，上海若致力于建设世界级别的都市圈，其建设用地还应大规模增加，而不是减量供应。

表1 世界若干主要城市面积与人口比较

        注：数据来源于维基百科。

图11 各城市路网密度对比 来源：世界银行

一般来说，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其人口密度也就越高。大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污染严重、能源消耗惊人，但这只是由于人口众多造成的表象，大城市人均能耗较低，若从全国通盘考虑，大城市的存在反而降低了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我们将中国各城市市区的建成区人口密度与人均生活用水、人均生活消费用电量做了相关性分析，从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人口密度越高，其人均耗水、耗电量越低，两者相关系数均超过了-0.4。

图12 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与人均用水、用电关系 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

发轫于武汉的人才（人口）引进政策，一年多来已席卷多个城市，这里面既有财政的现实需求，也有各城市的观念开放和未雨绸缪：人口并非负担，而是宝贵财富。特别是在未来长达几十年中国人口紧缩的严峻形势下，吸引人才（人口）、储备人才（人口）、聚集人才（人口）将是地方经济发展、财政健康、社会稳固的重要源泉。

三、人口预测

人口预测是人口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很不理想。人口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灰色系统分析、队列要素法等。其中队列要素法结合了人口变动因素和人口队列数据进行队列年龄推移，能够得到一个较好的预测结果，被学术界广泛采用。我们这里利用队列要素法对中国出生人口和总人口进行预测，并得到各年龄段人口结构。数据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

由于根据年龄组生育率得到的出生人口数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差异巨大，所以我们采纳了国家统计局的方式，对各年龄组生育率进行了调整，使其总和生育率达到1.5。结合日韩和香港近20多年来的生育率下降趋势，在不考虑二孩政策放开的前提下，我们假设总和生育率每年下降1%，直到1.4停止。在考虑“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实行的情况下，将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重新调整为1.5，但2020年后总和生育率又每年下降1%，直到1.4停止。通过参考相关资料，我们采纳了以下假设：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的一孩家庭为1100万，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的一孩家庭为9000万，假设这些家庭中有10%会最终生育二孩（“二孩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累积生育意愿的释放，也在于总和生育率的上升，所以这里受政策影响而生育二胎的比例实际上会超过10%），且在政策落地后第1-4年生育的比例分别为0.2：0.35：0.25：0.2。这里假定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每年都会下降1%（暂不考虑医疗技术在重大疾病和延长寿命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此外我们认为性别比每年下降0.5，直至104。

由此，我们估计出在2014年“单独二孩”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释放后到2050年止，将累计多出生2538万新生儿。具体到年份，我们预测2017年新生儿出生将达到顶峰，为1898万，在累计生育意愿释放完的2020年，出生人口将有较大下降，为1393万。实际上，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17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758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据为1723万，均低于我们的预测。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可能是我们高估了总和生育率或高估了累积的二孩生育意愿，而从前几年的情况来看，总和生育率的高估可能更能解释其中差异。

图13 中国出生人口数预测

同样的，我们可以得到2011-2050年的人口总数预测值。从这里可以看到，若不实行“二孩政策”，中国人口的最高峰将出现在2024年，人口峰值为14.02亿。若按当前实际已实行的“二孩政策”，则中国人口的最高峰也将出现在2024年，人口峰值为14.18亿。而在这之后，人口开始下降，2030年的人口将下降到14.10亿，2050年下降到12.87亿。从我们预测的出生人口低于实际情况来看，实际人口峰值可能更低，人口拐点可能更早到来。

图14 中国总人口预测

从人口结构金字塔中可以看到，相比于2010年，2050年的人口结构已相当扭曲，人口重心集中在中、老年阶段，年轻人口出现大萎缩，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2%、58.67%和30.11%。同时还可看到，虽然女性人口由于各阶段死亡率较低、早期性别比不高等，在老龄阶段多于男性人口，但由于持续几十年的出生性别比异常，造成了在30-59岁这个阶段，比男性少了3656万人。

 图15  2010年与2050年人口结构金字塔

若2018年的出生人数仍不理想，有可能要考虑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但当前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即使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恐也是杯水车薪，难以有效提高生育率，届时相应的生育鼓励措施，特别是针对女孩的生育鼓励措施应及时出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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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 人口研究, 2014, 38(2):3-17.

胡彩梅. 特大城市人口的国际比较[J]. 开放导报, 2015(3):26-30.